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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僚组织由官职和官员构成，人员是配置在职位上的，但是选官并非仅仅是用合适的人去“填充”职位，其更多的在于调整统治集团成分以及分配或争夺权势利益的手段。制度，它既是政治博弈的手段，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，选官制度也不能例外。

一吏道与功能

秦汉之间，文法吏曾是帝国行政的主要承担者，因此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配的培训和录用制度及相关法规。

最低级的吏是“史子”，相当于以前店里的学徒，需要学习八体书法，以及若干课本，并进行考试，考试及格方可为“令史”之类的官职。时人热衷于研习“史书”（指吏员的书写）、法律写作公文等，练习对向跪拜一类的官场礼节。

一些家族父子相承学习为吏之道，官府通常从这些家族中选举吏员。吏员的选择还要考虑到财产和品行，韩信便是因为“贫无行”而“不得推择为吏”。

由小吏升迁为大吏的仕途，被学者称为“吏道”。踏上吏道，首先需要有文法技能，而吏道的升迁则需要“功能”，即功绩与能力，这是升迁的基本条件。

功是勤务和功绩的总称，勤务就相当于现在的考勤，而功绩在考课中份量很重，汉代史籍中，大量充斥着因功绩升迁的记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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吏道与功能，显示了秦汉政府的行政水平已略有近代意味了，同时也说明了文法吏曾是秦汉吏员的主体。

二任子与内侍

帝国的官僚靠官位来瓜分社会资源，官位不同于爵位，无法世袭，但官僚们却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承袭官位。

虽然对于皇帝来说，在一方面父子间承袭官位阻碍了对于官员素质及政府活力的保障，同时也可能形成门第特权，将皇权分割，但是在另一方面，皇帝满足了官僚们世禄的景愿，他们会更加拥护皇帝，同时为了世禄的延续，这些官员会更为卖力的为皇帝效劳，并且，秦汉离“世卿世禄”的上古时代并不遥远，家族宗法的观念仍很浓厚，民众也不会觉得过分。

出于官僚的需求，及各方位的考量，汉朝便出现了为官僚子弟提供的特权性升迁途径，即任子和内侍。

任子，即任其子弟为官，吏二千石以上，即郡守以上，任职满三年后，即可任其子弟一人为郎官，到了东汉，郎官甚至是成批授予。所谓郎官，即宫里执戟宿卫的士官，由郎中令统领，是仕途的枢纽之一。

内侍，顾名思义，即宫里的侍从，内侍的主要来源除了士人和宠臣外，就是权贵子弟。封狼居胥的霍去病，年方十八变为武帝侍中，西汉名门金氏，更是号称“七世内侍，何其盛也”内侍升迁，往往比任子更为优越。

三察举和四科

文帝时，曾两次下诏察举“贤良方正直言进谏者”，是为特科之始。武帝时，下诏“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”，是为岁科之始。随着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，察举渐渐由特例渐渐常态化。

随着察举常态化的确立，出现了为察举服务的制度，即“四科”，也就是选官的四个类型及相应标准。第一科为“德行高妙，志节清白”；第二科为“学通行修，经中博士”；第三科为“明达法令，足以决疑，能按章复问，文中御史”；第四科为“刚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足以决，才任三辅令”。

察举常态化，四科制度的确立，反映了帝国对于官僚资质的基本要求，也反映了帝国官员来自儒生、文吏两大群体的政治局面。

四阳嘉新制和以文取人

从形式上来说，察举制是一种王朝设科、长官举荐之制。换言之，其以举荐为中心。相对的，科举则是以考试为中心。

以孝取人，既是“中国特色”，也是历史早期的现象，是社会分工不发达时期的选拔标准。但是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分工渐渐细化，这时候，也就需要各门类的专业人才出现为之服务。汉廷虽然独尊儒术，但其政治方针是儒法兼综，选官“四科”中也有明法和治剧，这是强调行政能力的。

东汉初年，自经王莽乱制，儒生破灭了理性社会蓝图的幻想，渐渐将目光转向现世，东汉王朝出现了吏化，光武帝时便规定，州郡察举孝廉、秀才时必须“授试以职”，汉顺帝时需职满一年，方可举荐入朝，汉恒帝时更是增加到了十年以上。这对于当时的文吏更为有利，一度造成了“郡国所举，类多辨职俗吏”的情况，因此东汉的察举又被称为“举吏”，因为即使被举这原非吏，经过试用后，也得被迫成为吏。

到了汉顺帝阳嘉年间，尚书令左雄建议对孝廉进行考核，由公府主考，“诸生试家法，文吏课笺奏”，拔其优者入尚书省复试。阳嘉新制的亮点在于“以文取人”，即书面考试，标志着传统选官又上了一个新台阶，可以看作是察举到科举的过渡形态。

自魏晋以下，考试环节愈来愈重，举荐环节也相应变轻，“以文取人”最终主导了察举制发展，并进化为科举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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